本文深入媒介史，尝试从技术演进的视角提出理解另类媒体的一般性框架。研究认为，另类即“新”，而另类媒体作为媒介技术进化的直接后果，是一种由技术革新所激发、指向某种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充满易变性且有皈依主流倾向的“断裂的文化”。另类媒体发生的原动力是技术进化效应在短时间内溢出社会固有传统、惯例和规范体系所制造的短暂的文化真空，缺少稳定恒久的社会支持动力；而另类媒体的“宿命”则是伴随着新技术被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驯服而实现“正常化”。
长期以来，新闻学或媒介研究学界努力从不同的层次和面向描述并厘定“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且习惯于以“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为参照系，对“另类”的媒介形式及新闻实践进行定位。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一度被理解为主流媒体对立面或整个媒介生态“边缘地带”的另类媒体的边界却日益模糊，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维度与“主流”逐渐融合，制造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困惑。
《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于2022年第8期推出主题为“挑战主流”（Contesting the Mainstream）的另类媒体研究专题，尝试从组织和内容层面讨论另类媒体对“新闻多样性”（news diversity）的贡献（Ihlebæk et al.，2022），这为本文提供了直接的启发。不过，尽管在数字新闻栖居的全球混合媒体景观中，广泛理解和研究另类媒体缘何以及如何表征“另类”，源于学界对于“新闻室之外的新闻生产”日益增长的关注需求（Deuze & Witschg，2018），但正如有学者所言，“去中心化”（de-centering）和“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的分析视角依然紧迫且颇具挑战性（Waisbord，2022）。长期以来，另类媒体研究多据有欧美进步主义的（progressive）价值预设，习惯于将“另类”等同于一种反主流的破坏性观念，甚至抵抗策略，这很容易带来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另类新闻生产在强化反建制新闻实践的同时，也向极端保守主义的新闻模式敞开了大门，其实际效应不仅对主流建制构成了挑战，而且扩大了媒介意识形态光谱的极化范畴，这一点时常被激情澎湃的研究者所忽视；第二，在非西方的语境下（比如中国），由于存在国家主导的新闻政策与媒体演化结构，另类媒体并不总是居于主流新闻理念与文化的对立面，甚至往往在一种调和性的权力结构的运作下，成为实践创新和行业增长的新动力，而我们目前也缺少对此做出解释的成熟理论。对此，本文可以算是一种探索，尝试跳出执迷于“另类”的观念窠臼，回归“alternative”的朴素本意——“可选择的”、“非传统的”——或更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数字新闻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中西方新闻理念与实践在当下历史条件下体现出的不同面向与潜能。
现有另类媒体研究主要从生产者、内容、组织和系统等方面来识别和确立构成另类媒体的关键维度或共同特征（Ihlebæk et al.，2022；Holt et al.，2019；Rauch，2016），少有研究者从技术进化的角度观照另类媒体的历时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盖因理论界或社会行动者更注重“实践”和“行动主义”的推演逻辑而聚焦于另类媒体的“实践本源”（周翔，李镓，2015），抑或是为了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潭而强调技术仅作为塑造另类媒体的“物质条件”而非“必要基础”（罗慧，2010），以至于该领域的媒介技术叙述向来隐而不显。正如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的，欧美学者和媒体专业人士倾向于将另类媒体“自述”的立场作为反对主流话语的标志，以致容易忽略其所依托的媒介技术本身所潜藏的社会变革动力；而这种受限于单一政治和媒体环境的另类媒体研究理论话语，则遮蔽了新技术与传统/主流媒体及其规范理念之间普遍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Ihlebæk et al.，2022）。完整的历史与实践认识论的形成有赖于多元叙述视角的交叉验证与相互补充，为避免技术决定论的指控而刻意忽视技术之于文化的生态性影响有可能导致理论的僵化。
为填补上述缺憾，本文将从宏观的媒介技术史视角探讨另类媒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尝试提供关于其观念和实践的“技术中心”叙述。具体来说，本文首先辨析传播技术的不同型态如何培育出相应类型（及风格）的另类媒介，并据此对传统新闻观念与实践构成挑战或修正；再落脚于对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类型学解读，期望据此呼应当下新闻学理论在解释不同行业实践的过程中遇到的技术迷思及媒介归因。本研究尝试超越对具体政治和文化语境的观察，着眼于对理解另类媒体的一般性框架的探讨，同时也力图据此丰富新技术条件下中国本土新闻实践前景与潜能的想象。
一、文献回顾：什么是另类媒体
西方学界对另类媒体的概念化通常采用比较的视角，即注重阐释“与什么相较而言，构成了另类”，而“主流媒体”则作为这种二分法（dichotomy）中的一个对立面存在。在此框架下，另类媒体被感知或践行为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或主流媒体的替代物甚至反抗者（Harcup，2019）。换言之，研究者习惯于将另类媒体置于一种“关系的”（relational）的目镜下加以检视，并认为这些媒体的另类品质主要源自其对某种霸权结构的对抗或某种单一结构的补充。在典型的另类媒体历史与理论叙事中，此类依赖于不受主流媒体支持的外部传播渠道或惯例的媒介系统，试图对主流新闻媒体中代表性不足、被排斥或被边缘化的议程进行另类报道和解释，并通过展现多样化的声音来影响舆论（Holt et al.，2019）。这些概念化方式显然过于简单化。即使从词源的角度看，“另类”也比“非主流”（non-mainstream）有着更加特殊且具体的实践语境和社会意义；而历史和当下的诸多经验表明，另类媒体并不能代表混合媒体系统中所有远离文化、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集体。同时，“另类”与“反抗”（oppositional）亦存在目的上的差异，前者寻求与既有霸权之间的共存，后者与“反信息”（counter-information）、“反霸权”（counter-hegemony）的意图相近，即谋求取代主导意识形态（Atton，2002：19）。返回搜狐，查看更多